我是在關中長大的80后孩子，記憶里的年是盼來的。剛進入臘月母親就開始念叨，把房子里那面墻掃了又掃，家里的柜子擦了又擦，臘月二十三小年一過，整個村子就像一口慢慢燒熱的大鍋，咕嘟咕嘟冒起了泡。

蒸花饃。過了臘月二十三，關中家家灶房騰起白霧。母親系著藍布圍裙，把發好的面團搬到炕邊。揉光、搓條、切塊，面團在她掌心變戲法——剪子剪三下是兔子耳朵，木梳壓幾道是魚鱗，兩顆紅豆嵌進去，白面魚登時有了魂。給長輩的“餛飩饃”有云紋環繞，給晚輩的“娃娃饃”捏成小動物模樣，敬祖先的“獻爺饃”要嵌兩顆紅棗，點上胭脂紅。饃上了籠，柴火轟轟地燒，我不時探頭望籠，母親說急不得，饃在里頭還要長長呢。一個小時后揭蓋，白汽轟然撞上屋梁，整個灶房都看不見人，只有麥香味霸道地鉆進鼻腔。二十年后我才明白，那年臘月守在灶邊等一籠饃熟，是我一生中少數幾件不需追趕什么、只需靜靜等待的事。

跟年集。村頭的年集一年一次，跟年集也是過年前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記憶中的年集人山人海，母親給我發10元錢，我和小伙伴們從集頭轉到集尾，一天能轉十來趟。都買些什么呢，得先買年畫，秦瓊敬德怒目執鞭，《連年有余》的胖娃娃抱著紅鯉魚，《五谷豐登》的老漢趕著牛……吸引著我在攤前來來回回翻著。可我最中意邊上那張《魚戲蓮》，紅鯉綠水，粉蓮半開，葉下還藏對鴛鴦。賣畫老漢瞇眼笑：“女娃眼尖，這張貼炕圍子正美。”我抿嘴樂，卻瞥見旁邊還有一張《貴妃醉酒》，楊玉環云鬢高挽，指尖拈花。心撲通撲通跳，又不敢開口，怕老頭笑話我。猶豫了好久，集會轉了好幾圈，最后拉著小伙伴壯膽，一鼓作氣：“我要這張。”老頭哈哈大笑，最后用舊報紙卷好畫，我一路夾在腋下，風一般速度跑回了家。

貼春聯。隔壁家的伯伯是個手藝人，會做木匠、會瓦匠、會畫畫，但我最喜歡他寫的春聯。臘月二十九，我端著墨汁去敲隔壁伯伯的門。他正把刨子掛回墻上，滿身木屑來不及拍，一見我就笑：“寫對子是不是？”我點頭，把紅紙在八仙桌上展開。伯伯不急著下筆，先研墨，一圈一圈，研得很慢。他說街上的燙金對子好看是好看，終究少點意思。他握筆時整個人靜下來。筆尖落在紙上，沙沙的，像蠶啃桑葉。“天增歲月人增壽”——那“增”字的最后一橫，他收筆時輕輕一頓，墨微微洇開，他說這叫“福留住了”。我趴桌沿看得入神。他寫“春滿乾坤福滿門”，寫到“門”字最后一豎，手腕一提一按，像推開一扇院門。“伯伯，你這字是跟誰學的？”他擱下筆，卷起袖口：“沒跟誰學。年輕時在工地，晚上沒事，報紙邊角練的。”頓了頓，“手藝人嘛，捏刨子捏瓦刀，也得捏筆。都是捏，捏穩了就好。”三十晚上，我家的大門貼上這對聯，路過的人停下來念一遍，說這字有筋骨。我站在巷子里看了很久，風吹紅紙沙沙響，那個“福”字洇開的墨跡，像臘月里飄進院門的頭一片雪，落在紅紙上就化了，只留個濕印子。

拜新年。初一天剛亮，我便急急穿上母親前一天晚上準備的新衣裳，出門看到堂屋方桌前鋪了草簾子，桌上擺著兩杯茶、兩碗還冒熱氣的餛飩飯，一碟南糖。我跪下，磕頭下去，額頭觸到草簾，涼絲絲的。母親從兜里摸出兩張五毛錢，卷成筒塞進我手心。我揣著嶄新的壓歲錢，兜里塞滿瓜子花生，滿村子瘋跑而去。巷子還籠在青灰的晨霧里。迎面撞上鄰家伯，他剛從屋里出來，棉襖袖口還沾著昨夜貼對子蹭的紅印子。我立住腳，規規矩矩鞠個躬：“伯，過年好，祝你來年字寫得更好，活計也更多，掙大錢。”他笑著應，從中山裝上兜掏出一把水果糖，抓兩顆給我。糖紙是玻璃紙，折射著天邊剛透出的第一縷光。一村人都在巷子里走著，此起彼伏的“過年好”。霧慢慢散了，家家門楣的對聯紅艷艷的，像剛貼上去一樣。

如今，村道裝上了路燈，夜里亮得像白天。卻再沒有孩子成群結隊滿街跑了。年集還在，只是賣年畫的攤子不知哪年起就空了；春聯從網上買，次日便到，紅紙金粉，齊整是齊整，總少了那一筆墨香。鞭炮聲稀了，初一清晨的巷道也靜了，偶爾碰見幾個拜年的，彼此笑笑，腳下都匆匆的。

饃熟了，對子正了，人齊了，年，就到了！（大佛寺礦 何芙蓉）

編輯：王英楠